最近，笔者工作的南安普顿大学又启动了一轮定向自愿离职计划，并且这一轮是明确针对我们这些永久合同的教师的。
南安普顿当然不是一所边缘化大学。它是罗素集团成员，科研实力强，国际排名也不低。连这样的大学都要反复讨论成本、人员规模和财务可持续性（long-term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），说明今天英国高校遇到的，已经不是某一所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。它更像是一套运行了几十年的高等教育模式，终于开始撑不住了。
英国大学以前不是这样
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学被视为公共体系的一部分。国家需要医生、教师、工程师、科研人员和公务员，大学负责培养这些人才，政府承担大部分教学与研究成本。那时大学当然也要管预算，但学校没有必要像今天这样，天天研究招生转化率、竞争对手、课程利润和国际学生增长。
一个专业该不该存在，过去更多取决于国家人才规划、学术价值和社会需要，而不像今天这样，越来越直接地接受招生规模和财务回报的检验。教师不是“收入生产单位”，学生也不是“客户”。
这种模式从 1980 年代开始逐渐改变。撒切尔政府削减公共开支，强调效率、竞争和问责。后来几届政府无论党派，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。大学开始被要求证明：钱花得是否有效率；研究有没有产出；课程是否有市场；教师是否创造了足够价值。
大学没有被正式宣布为普通企业，但它们越来越需要依靠自身招生和经营收入来维持运转，并承担学生数量变化带来的财政风险。
学费改革改变了大学和学生的关系
1998 年，英格兰开始收取本科生学费。2012 年，本科学费上限提高到每年 9000 英镑，同时，大部分普通教学拨款被削减。虽然高成本和战略性学科仍然获得部分公共资助，但整个资金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过去，是政府直接拨钱给大学。后来，是政府把钱借给学生，再由学生把学费交给大学。
看起来只是资金绕了一圈，实际影响却很大。从那以后，大学越来越依赖一件事：必须不断招到足够多的学生。没有学生，就没有收入。
于是，英国大学开始扩招、盖楼、建宿舍、开设新硕士项目、建立海外招生团队，甚至建立海外校区。学校内部也出现了一套越来越商业化的语言：
- “学生体验”
- “课程组合”
- “学校排名”
- “收入目标”
- “发展可持续性”
学生缴纳高额学费，自然也会要求更好的服务、更漂亮的校园、更方便的数字平台，以及更直接的就业回报。这并没有错。问题在于，当学生逐渐被定义为消费者，教育也开始被当成一种需要包装、销售和交付的产品。教师不仅要教书和研究，还要负责学生满意度、招生宣传、就业数据、投诉处理和各种行政服务。
大学越来越像企业，但又不是一家真正自由经营的企业。
英国建立的是一个非常别扭的“准市场”
大学需要承担经营风险，却不能自由决定最重要的收入条件。比方说，政府决定本科学费上限、学生签证政策和研究资助规则，而监管、养老金和合规成本则由外部决定。但工资上涨、能源价格上涨、建筑维护成本上涨，最后都要学校自己承担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很矛盾的结构：政府控制价格，也控制一部分顾客能不能进来；学校却要为经营结果负责。大学名义上拥有自治权，实际上很多关键收入来源都受到政治决定影响。它既不是传统的公共机构，也不是能够自由定价、自由调整业务的企业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：大学被要求像企业一样承担风险，自负盈亏，却仍然要履行公共机构的责任。
国际学生成了整个系统的隐形支柱
过去十几年，英国大学之所以还能继续扩张，很大程度上依靠国际学生，尤其是收费较高的一年制硕士。在学费长期跟不上通胀的情况下，很多本土学生课程的收入已经难以覆盖完整成本。
科研项目也不一定赚钱。很多研究经费只能覆盖项目的一部分成本，实验室、设备、行政支持、场地和人员配套，往往仍然需要学校自己补贴。国际学生缴纳的学费，于是被用来支撑整个大学：
- 补贴本土教学
- 维持博士培养
- 补贴科研
- 支付图书馆、实验室和 IT 系统
- 维持一些招生不多但有学术价值的学科
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英国大学集中扩张商科、管理、金融、数据和教育类硕士。这些项目招生速度快、实验成本相对较低，而且能够迅速带来现金收入。这不是因为英国社会突然需要如此多相似的硕士项目，而是因为大学需要钱。
只要国际招生持续增长，这个模式看起来就能运转。问题是，国际学生从来不是一个稳定的、可以无限增长的收入来源。大学可以制定招生战略，却控制不了签证政策、汇率、国际关系和海外家庭对英国学历回报率的判断。过去被增长掩盖的问题，随着国际学生的下降，就会一下子暴露出来。
为什么南安普顿这样的研究型大学也会困难？
很多人认为，只有排名靠后、招生困难的大学才会出问题。但研究型大学也有自己的负担。科研声誉很高，不代表现金一定充足。实验室、博士生、技术人员和大型设备都需要长期投入。很多战略性学科招生人数有限，却不能因为短期不赚钱就轻易关闭。
而且，科研项目规模越大，不一定赚得越多。许多科研项目不能覆盖全部经济成本。因此，科研规模扩大虽然能够提升声誉，却不一定同步改善现金流，学校还需要从其他收入中承担配套成本。
所以一所大学完全可能论文很多，研究经费很多并且排名也很高，但真正可以自由使用的现金并不宽裕。当国际学生收入下降、本土学费实际价值缩水，同时工资、能源和维护成本继续上升时，头部大学一样会感到压力。
南安普顿再次启动自愿离职，说明英国高校的问题已经不只是“淘汰几所差大学”，而是连研究密集型大学也在被迫调整自己的人员和成本结构。
这背后，确实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子
过去四十年，英国高等教育发生了三个明显变化：
- 高等教育从公共投资，逐渐变成个人投资
- 学生从受教育者，逐渐变成消费者
- 财政和就业风险，从国家转移给大学、学生和教职员工
这种模式相信，竞争会提高效率，消费者选择会淘汰落后课程，大学为了争夺学生会改善服务。它并不是完全没有带来好处。英国大学确实扩大了入学机会，也更加重视教学体验和就业结果。
但问题是，大学不是普通商品。医学、工程、基础科学、语言、历史和哲学，不能只看短期利润。一所大学对一座城市的意义，也不只是它一年收入多少。它还承担科研、就业、社会流动、人才培养和文化保存等功能。当这些公共功能全部塞进商业模型中，最后就会出现一种扭曲：
- 容易赚钱的项目不断扩张
- 短期不赚钱的学科不断萎缩
- 教师承担越来越多教学、科研、招生和服务工作
- 学校不断追求增长，却没有稳定的财政基础
今天的危机，不只是疫情、通胀或者某一年国际学生减少造成的。这些因素只是把原来就存在的问题提前暴露了。过去十几年，国际学生增长让大学能够在本土学费被冻结、科研成本补偿不足的情况下继续扩张。但国际学生收入并没有解决制度问题，只是暂时掩盖了它。现在增长放缓，新帐旧账开始一起出现。
所以，英国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“哪所大学应该裁掉多少人”，而是：大学到底是一门生意，还是一种公共基础设施？
如果它是一门生意，就应该允许大学自由定价、自由选择市场，也应该允许经营失败的学校退出。如果它是公共基础设施，政府就必须为教学、科研和战略性学科提供更加稳定的保障。最难以维持的，恰恰是现在这种叠加态：让大学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，却继续履行公共机构的社会责任。
南安普顿的两轮自愿离职计划不会是英国高校故事的结尾，它更代表着过去依靠扩招、国际学生和不断增长维持的平衡正在失效。英国高校现在缺的不只是钱，它缺的是一套真正能够自洽的制度答案。
回到题目，新自由主义在英国，是否也快走到头了？
最近英国政治出现的一些变化，值得和高校危机放在一起看。新任首相安迪·伯纳姆（Andy Burnham）上台后的第一次讲话，直接把问题追溯到 1980 年代。他说，英国走了一些弯路：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，经济权力被私有化，大量地区经历去工业化，几十年后仍然没有恢复。他提出加强生活必需领域的公共控制、推动英国再工业化、用政府采购支持本土产业、建设更多市政住房，并把权力从伦敦下放到地方。
这样的表述，已经明显不同于过去四十年“政府退后、市场解决问题”的主流叙事。然而笔者认为现在就说英国新自由主义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。伯纳姆政府仍然强调财政规则、经济增长和私人投资，也准备延续对伦敦金融城较为友好的监管改革。政府推动再工业化，也不是简单回到战后的国有化模式，而是试图通过公共资金、政府采购和私人企业合作，引导资本投向制造业、国防、基础设施和地方经济。
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：新自由主义还没有退出英国，但它正在失去过去那种几乎不需要解释的政治正当性。
过去几十年，人们默认私有化、市场竞争、个人承担风险和政府减少直接责任，就是唯一“现代化”的方向。现在，越来越多的问题——住房、铁路、水务、社会照护、儿童贫困、地区衰败，以及今天的大学财政危机——都在迫使英国重新讨论国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。
英国真正进入的，可能不是一个已经成形的新制度，而是一段寻找“后新自由主义模式”的过渡期。市场不会消失，私人资本也不会退出。但国家可能不得不重新回来：投资产业、建设住房、维护公共服务，为那些无法只靠利润维持的领域提供长期保障。
英国大学会不会成为这种转向的一部分，目前还看不清楚。但至少有一点正在改变：四十年前的问题是，如何让大学进入市场；四十年后的问题则是，当市场化行不通的时候，国家是否愿意改变模式。